來自2049年的一封信
　　
　　從2049年看中國
　　
　　
　　
　　陳志武，耶魯大學管理學院教授、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訪問教授。
　　
　　發表于《中國企業家》2009年10月期
　　
　　
　　
　　我們很慶幸自己能生活在2049年的中國，不僅經濟總規模已超過美國，而且，老百姓分享真正的“全民所有制”的好處。?
　　
　　
　　
　　今天已經是2049年，自1949年至今已經一百年，期間中國走過幾個不同階段，經歷了幾次危機，包括國內的和國際的。盡管如此，中國經濟雖然按人均GDP算還是落后于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但今天在總體規模上跟美國不相上下，已經是世界經濟二強。
　　
　　
　　
　　回首看過去，在中國經濟達到2049年的這種境界前，并不像當初預期的那么一帆風順，原來總覺得中國就是與其他國家不同。只是現在回首往事，我們還是發現人性決定的規律，在中國也不例外。
　　
　　
　　
　　想當年，1978至2008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經濟在長達三十年中年均增長超過10%，在那種經濟奇跡的基礎上，又加上在2008--2009年世界金融危機中，因為那時的政府大刀闊斧救市，讓中國經濟很快從危機中走出來，于是，中國的經濟成就受世人贊嘆不已，這當然不奇怪。
　　
　　
　　
　　回顧2009--2019年的歷史
　　
　　
　　
　　可問題也恰恰來源于此，因為那次危機之后，自滿占據上風，人們變得過于自信，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勢頭不可能不持續，風水輪流轉已經轉到中國了。結果，在金融危機之前打算進行的許多基本制度改革被無限期推遲，包括土地制度改革、國企產權改革、財政民主改革、政治權力制衡機制改革，被危機之后都推遲。據說，當時的決策層、知識界和業界普遍認為沒必要改變之前的體制，沒必要改變那時已經勢不可擋的“國進民退”潮流，他們覺得正是那種政府嚴格管制、國有企業主導的經濟體制才使中國經濟不僅快速增長三十年，而且給其以極高的抵抗危機沖擊的能力。
　　
　　
　　
　　就這樣，2009年之后改革動力快速退化，體制改革就是如此，不進則退，具體表現在以下幾方面。第一，“國富民窮”局面繼續惡化。這不奇怪，因為在2008-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一方面政府幾萬億的“鐵公基”項目主要由大中型國企承接，另一方面2009年的數萬億“天量信貸”也主要流向國企，民企中頂多只有大型民企得到一些，而數千萬家中小民企得不到，更何況把這么多銀行存款貸給國企后，使原來一直就有的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雪上加霜。結果是，國企資源雄厚，在各行業出擊，眾多民企被擠出，停業關門。見到眾多民企要么關門、要么經營困難，許多人沒有認識到這是金融資源與國家政策的歧視所致，而是得出“民企靠不住，只能靠國企”發展中國經濟的結論。于是，從2009年到2018年，金融資源和政策繼續重點偏袒國企。
　　
　　
　　
　　國企強勢，民企被擠，在2015年前，就沒有哪個行業不是國企絕對壟斷。政府擁有的資產產權以及其它形式財富的比重，重新回到1990年代初的水平。也就是說，從整個經濟的財產性收入中，政府得到的份額重回國企產權改革以前的水平，民間家庭得到的份額出現新低。
　　
　　
　　
　　第二個表現是，財政稅收占GDP之比繼續上升。在2007-2008年時，老百姓收入占GDP比重還只略低于50%，但是，到2018年，則降到不到GDP的40%。之所以財政稅收的擴張能夠實現，是因為民主憲政改革一直沒有足夠的壓力，因此，制約稅率和稅種過度膨脹的機制沒機會形成。當然，稅收增長的一個原因是2005年后收稅的效率提高很多，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基于需要。2008-2009金融危機期間開始的那么多“鐵公基”項目，迫使各級政府繼續往里面投資數年，否則就有太多爛尾工程，所以，政府需要很多錢。再者，原來地方政府可以靠“土地財政”，比如，在2007年，不少市政開支的80%左右來自土地出讓金，所以，那時候，各地政府有很多激勵去“保護”房價。只是經過幾輪行政操縱后，到2015年左右，房產已經是天價。在那時候中國城鎮化比率已接近60%，還沒進城鎮的因房價太高，進不了城，而城里以房子投資的人也無法再多買了。更何況城鎮里能夠被政府賣的地已所剩無幾。就這樣，房價到頂，“土地財政”的路就越來越窄，為了支持開支需要，各地政府只好放棄“預算外收入”，轉向更多依賴正式的征稅。
　　
　　
　　
　　第三，國內民間消費需求繼續下降，到2018年居民消費只占GDP的30%左右。一方面，由于上述“國富民窮”的趨勢越來越強，2009年后，雖然許多經濟學家和官員都強調擴大民間消費的重要性，但是，在民間掌握的資產財富和收入比率越來越低的情況下，這當然只是愿望而已。另一方面，民營企業在1978年時幾乎沒幾個，到2008年時有六千多萬家，而到2018年只剩五千多萬家。這種因金融資源和政策歧視造成的國企擠出民企的結局，對社會就業打擊嚴重，2008年前的中國經歷是：對國企的投資是對民企的四倍，但國企并不增加就業機會，而民企每年增加就業五百萬以上?？墒?，這些數據并沒能改變中國資源配置偏袒國企的基本格局，反而在2008-2009年世界金融危機后得到強化。因此，從那以后，就業需求大于就業供給的局面繼續惡化，使勞動力成本即老百姓收入繼續下降，這也造成了2018年居民消費只占GDP的30%。
　　
　　
　　
　　在民間消費無法增長太多的情況下，中國經濟的增長就不能轉型到依賴內需，而是只能繼續依賴出口市場?？墒?，到2009年時中國在許多商品的全球市場份額已接近頂峰，2009年后要再增加，其在各國的政治阻力越來越大，特別是那次全球金融危機對各國就業的沖擊之后，連美國的政客也抵擋不住來自工業工會的壓力，不得不讓步于貿易保護主義。在2013年之前，中國政府想盡辦法讓中國的出口每年勉強增長一點，但到2015年出口已無法增長了。
　　
　　
　　
　　于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開始的“再國有化”以及“鐵公基”運動的后遺癥，到2015年已經完全暴露出來，不僅社會失業嚴重，而且許多基建項目完工后使用率低，國企虧損又開始像1970、80年代那么嚴重，這些都轉換成銀行的呆壞賬。加上從那之后房價持續下跌，銀行的住房貸款呆壞賬日益嚴重。一場銀行危機在即。
　　
　　
　　
　　不過，由于商業銀行都是國有或者國家絕對控股的，所以，銀行的問題就是政府的問題，也就是說，只要政府財政沒有問題，財政部就能為銀行買單，銀行破產危機就不可能發生。
　　
　　
　　
　　只是如上面介紹的，到2015年，各級政府的財政收入已經越來越吃緊。雖然“土地財政”還是有一些、各種稅率已經很高，但是國企虧損越來越大，政府需要往其中補貼的金額越來越多，銀行的呆壞賬也在膨脹，這就逼著政府加稅，并通過向銀行發國債補充財政，以期度過挑戰。
　　
　　
　　
　　到2018年，嚴格意義的金融危機還沒發生，只是在國有經濟的安排下，潛在的金融危機已經被轉變成財政危機。在繼續加稅可能使社會不滿加重、同時政府負債已經很多的情況下，還是選擇多印鈔票，以通貨膨脹將財政危機轉移給社會老百姓。結果，還是引發強烈的社會不滿，出現動蕩。
　　
　　
　　
　　危機之后改革三十年
　　
　　
　　
　　往事并非總是不堪回首。1978至2008年長達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經濟奇跡，來的太容易，以至于即使人們沒有把其背后的邏輯弄清楚，也不妨礙中國經濟增長那么多年。特別是經過2008-2009全球金融危機中中國經濟的表現，讓許多人更是不能認識到：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恰恰是因為離原來的管制經濟越遠、離國有企業壟斷越遠、靠經濟自由越近、靠民營經濟越近所致，而不是因為國有經濟比重很高所致。
　　
　　
　　
　　在當時自信與自滿占上風的情況下，太多人的確難以理性地理解當初中國經濟奇跡的原因，難以選擇進行基礎性體制改革。所以，在2009年后，反而選擇強化“國進民退”。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2018年后的短暫危機和動蕩不完全只是一件壞事，因為人也好，社會也好，太成功之后，特別是太長時間成功之后，會變得過于自信，然后就朝著非理性的路走得難以自我回頭。俗話說，“不見棺材不掉淚”，看來只有危機才能逼著社會糾錯。
　　
　　
　　
　　2019年后社會還是經歷了一段時期的鎮痛?？墒?，痛定思痛，這為那時的領導人倡導的基礎性制度改革創造了社會基礎。這就是為什么之后開始了真正的國有資產民有化改革、土地產權交易市場改革、征稅權制約機制改革、財政民主化改革，等等，這些是鄧小平時期也考慮過但之前時機不成熟的改革，終于在過去的三十年發生了。
　　
　　
　　
　　1978-2008年是“經濟”改革開放時期，2019-2049年也是三十年改革開放，只是側重點在體制上。兩個階段加在一起，才完成中國“漸進式”改革路徑的全程?；剡^頭看，當年人們說東歐的“休克療法”改革方式如何如何的不合適，而中國的“漸進式”是多么優越。只是現在再看這個問題，差別在于東歐在當時就完成了，他們早就不談改革的話題了，因為改革的事對他們已經相去太遠；而中國的“漸進式”到今天，到2049年才走完。人生有幾個七十年呀！
　　
　　
　　
　　
　　
　　不過，我們很慶幸自己能生活在2049年的中國，不僅經濟總規模已超過美國，而且，老百姓直接擁有由原來國有資產組成的國民權益基金的股份，分享真正的“全民所有制”的好處，而且政府對各行各業的準入管制大大減少，即使行政部門想擴張權力，也沒有那么容易，會受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各專業委員會的聽證監督和問責。更重要的是，各行業不再有國企壟斷了，而是各家民營企業自由競爭，不管是年輕人還是老年人，也不管其出身或教育背景如何，都能自由創業、進入充滿發展前景的行業。由于沒有多少國企存在了，金融資源不再有歧視性地偏向一些企業，忽視另外的企業，所以，在發展機會上更加平等，連商業規則、行業法律法規都更體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
　　
　　
　　
　　今天的中國是更加商業化、市場化了，以至于家庭的利益交換功能也淡化，那種通過家庭血緣關系來互通利益的傳統安排已經越來越輕。許多人說現在社會的人情味淡，離婚率高，生小孩的數量也少了，等等，這并不是壞事，因為在金融市場以及其它市場取代家庭、社會關系的經濟交易功能之后，婚姻和家庭的基礎更多是感情，而不是利益，個人是為自己而不再是為別人活著。所以，一旦沒了感情，婚姻的基礎就沒有了，離婚屬合情合理的選擇。有了金融市場解決養老病殘的經濟安全安排之后，自然沒必要靠多生小孩“養子防老”了，人的生命就這樣從功利工具目的中得到解放。生命多可貴呀，就那么幾十年，何嘗不充分享受自由飛翔的人生體念呢？市場的發達最終實現了“五四”運動所追求的個人自由和個人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