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社交電商對于靈工平臺而言，意味著“藍海市場”。根據《2020年度中國社交電商市場數據報告》顯示1，2020年社交電商市場規模為23000.5億元，預計2021年交易規模達到28650.5億元，逼近3萬億元。

　　然而，社交電商平臺的“涉傳陰霾”仍未消散。僅過去一年，因涉嫌傳銷被凍結賬號、罰沒金額的社交電商平臺便多達20家，被凍結金額總額超16億元人民幣，已公示被罰沒金額超8420萬元人民幣2。

　　由此可見，靈工平臺與社交電商平臺“聯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稍有不慎，便會因社交電商的涉傳行為而面臨相應法律風險。對此，本文系統性地梳理了不同合作模式下靈工平臺可能承擔的法律責任，深入解讀靈工平臺與社交電商平臺的合作風險，并奉上社交電商與靈工平臺的合作合規建議。

　　一、社交電商與靈活用工的邂逅之緣

　　為什么說社交電商與靈活用工的邂逅是注定的？

　　我們團隊曾在2017年為某大健康領域的社交電商平臺客戶提供平臺合規服務，發現社交電商往往存在兩大雷區：

　　一是產品推廣模式容易涉嫌傳銷。為了實現快速裂變，社交電商平臺通常會就個人分銷員的產品推廣行為向其支付傭金，但具體結算規則卻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帶，極易被認定為構成《禁止傳銷條例》里規定的“拉人頭型”3傳銷行為（即僅根據其直接或者間接發展推薦的人員數量為依據計算傭金）及“團隊計酬型”4傳銷行為（即形成上下級團體并以下級的銷售業績為依據計算和給付上級傭金）。

　　二是底層的個人分銷員的個人所得稅未能完稅。社交電商平臺內的個人分銷員的收入性質容易被認定為“勞務報酬所得”，根據《個人所得稅法》的規定應當由支付報酬的一方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然而，社交電商平臺在向個人分銷員支付傭金時，往往會是一刀切地以“稅費”之名扣下收入中部分比例，但實際并未向主管稅務機關繳納該部分款項，因此個人分銷員并未實現完稅。

　　針對上述兩個問題，我們考量的解決方案是：將底層的個人分銷員轉變為市場主體（其中成本最低的即為個體工商戶），將“個人對個人（C2C）”模式轉變為“企業對企業（B2B）”模式，從而在切斷層級的時候，依法合規地解決增值稅、個人所得稅的完稅問題。

　　解法看起來是不是有點眼熟？和靈工平臺提供的解決方案實質一致，都是通過轉變人的法律主體形式進而轉變人和組織的法律關系，同時幫助解決人的結算問題（包括稅務問題）。

　　從這個維度看，社交電商與靈活用工天然具有極強的契合度。

　　社交電商客戶可通過靈工平臺協助商戶取得個體工商戶身份，再或與靈工平臺總包模式結合，該方案同時滿足了電子商務法對于市場經營主體的要求。

　　二、拴在同一條繩上的螞蚱？——社交電商與靈活用工的愛恨情仇

　　近幾年，我們在服務于靈工平臺企業時，發現靈工平臺在與社交電商平臺合作時，也存在著一個“致命痛點”——即社交電商平臺一旦“爆雷”，靈工平臺是否作為被拴在同一條繩上的螞蚱而會受到牽連？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首先需要分析靈工平臺與社交電商平臺之間具體的合作模式。

　　一般而言，靈工平臺與社交電商平臺的合作模式包括：（1）眾包模式，即承攬社交電商平臺的產品宣傳推廣服務后再轉包給靈工人員；（2）撮合模式，即直接撮合社交電商平臺企業與靈工人員就產品宣傳推廣服務達成合作。在不同合作模式下，靈工平臺承擔的法律責任風險也不盡相同：

　　（一）眾包模式

　　在該模式下，靈工平臺自社交電商平臺處承攬產品推廣服務，據此向社交電商平臺收取業務承攬費用并向其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而后靈工平臺將該等服務眾包給靈工人員，并向靈工人員支付相應推廣服務費用。

　　若社交電商平臺的產品推廣模式被認定為構成傳銷行為，則靈工平臺作為業務接包方，實質性地參與到社交電商的運營之中，將面臨以下法律風險：

　　1.可能構成組織、策劃傳銷的行為

　　靈工平臺將自社交電商平臺處承攬的產品推廣服務眾包給其他靈工人員的行為，可能會根據《禁止傳銷條例》被認定為構成“組織、策劃傳銷的行為”，將由主管市場監督管理部門沒收非法財物，沒收違法所得，處50萬元以上200萬元以下的罰款。

　　除行政處罰外，對于靈工平臺內被相關主管部門認定為構成組織者、領導者5的相關人員而言，其亦可能根據《刑法》的規定被認定為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從而面臨刑事處罰的法律風險。

　　2.可能構成介紹、誘騙他人參與傳銷的行為

　　靈工平臺通過發布平臺任務信息、允許靈工人員接包的行為，將可能根據《禁止傳銷條例》被認定為“介紹、誘騙他人參與傳銷的行為”，將由主管市場監督管理部門責令停止違法行為，沒收非法財物，沒收違法所得，處10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的罰款。

　　除此之外，如靈工平臺根據《刑法》的規定被認定為構成“引誘、脅迫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的，將涉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亦將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二）撮合模式

　　在該模式下，靈工平臺僅系為社交電商平臺提供發布、展示任務信息及為靈工人員提供個體工商戶注冊代辦服務及撮合交易等服務，并作為代收代付方，代社交電商平臺向靈工人員發放相應推廣服務費。

　　若社交電商平臺被認定為構成傳銷行為，靈工平臺雖非傳銷行為的直接參與方，僅為其運營提供結算輔助服務，但亦存在以下法律風險：

　　1.可能構成為傳銷行為提供便利條件的行為

　　根據《禁止傳銷條例》的規定，靈工平臺可能會被認定為構成傳銷行為提供經營場所等便利條件的行為，將被主管市場監督部門責令停止違法行為，沒收違法所得，處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的罰款。

　　2.可能構成為傳銷行為提供互聯網信息服務的行為

　　根據《禁止傳銷條例》，如靈工平臺被認定為構成為傳銷行為提供互聯網信息服務的行為，由主管市場監督部門責令停止違法行為，并通知有關部門依照《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予以處罰。

　　根據《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如屬于制作、復制、發布、傳播含有法律、行政法規禁止的其他內容的行為的，構成犯罪的，將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構成犯罪的，由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依照《治安管理處罰條例》、《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聯網安全保護管理辦法》等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予以處罰；對經營性互聯網信息服務提供者，并由發證機關責令停業整頓直至吊銷經營許可證，通知企業登記機關；對非經營性互聯網信息服務提供者，并由備案機關責令暫時關閉網站直至關閉網站。

　　綜上，靈工平臺在與社交電商平臺合作時，不同模式下的主要法律責任如下表所示：

　　三、社交電商與靈工平臺的合作合規建議

　　通過上文的分析可以發現，靈工平臺與社交電商平臺的不同合作模式所需承擔的法律責任不盡相同。那這是否意味著，為明哲保身，靈工平臺應該直接將社交電商“拉黑”、永不合作？

　　其實不然。靈工平臺只需掌握以下兩個秘籍，即可在掌握在社交電商領域的生存指南：（1）審查社交電商平臺結算規則的具體內容；（2）采用撮合模式合作。

　　（一）審查社交電商平臺結算規則

　　審查社交電商平臺的結算規則，是靈工平臺與社交電商平臺合作的根本基礎。

　　正如上文所言，社交電商平臺的產品推廣模式容易“埋雷”，如果靈工平臺未在事前審查社交電商平臺與靈工人員的具體推廣傭金結算規則，而是貿然與社交電商平臺展開合作，那么一旦社交電商平臺被認定為構成“拉人頭型”或“團隊計酬型”傳銷行為，靈工平臺作為實際參與到傳銷行為中的一環，將很難僅以“不知情”為由進行抗辯。

　　因此，靈工平臺在審核確認社交電商平臺傭金結算規則時，應重點考察：（1）社交電商平臺是否僅以個人分銷員直接或者間接發展推薦的人員數量為依據結算傭金；（2）社交電商平臺是否在形成上下級關系的情況下，以下級分銷員的銷售業績為依據計算和給付多層上級分銷員的傭金。

　　一旦發現社交電商平臺結算規則有上述兩種情形的，靈工平臺應當及時評估是否終止與該社交電商平臺的合作，以免與社交電商平臺共同被認定為構成傳銷行為，從而承擔相應法律責任。

　　（二）采用撮合模式進行合作

　　在審查確認社交電商平臺的具體結算規則后，靈工平臺至少已經篩選掉了很大一部分不合規的社交電商平臺。剩下的社交電商平臺，起碼已經做到了“表面上的合規”，但是否“表里如一”、同樣做到了“實質上的合規”，仍有待商榷。

　　相較于眾包模式下靈工平臺可能承擔的法律責任，靈工平臺可以考慮采用撮合模式與社交電商平臺進行合作，避免直接參與到社交電商平臺的實際運營過程當中，從而盡可能地降低自身可能面臨的法律風險。

　　四、結語

　　靈工平臺與社交電商平臺的結合有一定必然性，但風險也是并存的。當面臨社交電商平臺可能存在的涉傳風險時，靈工平臺究竟如何才能夠做到 “獨善其身”？

　　對此，靈工平臺應當掌握以下兩個秘籍，從而慎重篩選社交電商平臺客戶，并確認二者最佳合作模式：第一是審查社交電商平臺結算規則，明確是否會直接觸發涉傳紅線；第二是采用撮合模式進行合作，避免直接參與到社交電商平臺業務運營，盡量降低自身法律風險。

　　—  參考文獻  —

　　[1]網經社電子商務研究中心，《2020年度中國社交電商市場數據報告》，http://www.100ec.cn/zt/2020sjdsbg/，2021年6月7日第一次訪問。

　　[2]新零售經濟網，《“黑馬”變成了監管欲除的“毒瘤”？20家社交零售企業因涉傳被凍結資金超16億元》，https://mp.weixin.qq.com/s/uKqil4YsxVatPLW8aOkJYw，2021年6月7日第一次訪問。

　　[3]《禁止傳銷條例》第七條第二款：組織者或者經營者通過發展人員，要求被發展人員發展其他人員加入，對發展的人員以其直接或者間接滾動發展的人員數量為依據計算和給付報酬（包括物質獎勵和其他經濟利益，下同），牟取非法利益的行為。

　　[4]《禁止傳銷條例》第七條第三款：組織者或者經營者通過發展人員，要求被發展人員發展其他人員加入，形成上下線關系，并以下線的銷售業績為依據計算和給付上線報酬，牟取非法利益的行為。

　　[5]《關于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二條：下列人員可以認定為傳銷活動的組織者、領導者：（一）在傳銷活動中起發起、策劃、操縱作用的人員；（二）在傳銷活動中承擔管理、協調等職責的人員；（三）在傳銷活動中承擔宣傳、培訓等職責的人員；（四）曾因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受過刑事處罰，或者一年以內因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受過行政處罰，又直接或者間接發展參與傳銷活動人員在十五人以上且層級在三級以上的人員；（五）其他對傳銷活動的實施、傳銷組織的建立、擴大等起關鍵作用的人員。以單位名義實施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犯罪的，對于受單位指派，僅從事勞務性工作的人員，一般不予追究刑事責任。